最近采访听到看到一些事情，让人感叹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
在天津干了20多年苗木经纪人的A姐告诉《中国花卉报》记者，现在胸径10厘米的国槐售价50多块钱依然不好卖，想当年这样的树是卖500元起的。“真不是垃圾苗，是按株行距4米×4米、5米×5米种出来的一级苗，一亩地也就三四十棵的那种。”她说，想想每年一亩地1000多元的地租以及人工、药肥等成本，肯定赔本，但越不卖越亏。
湖北的B总是当地苗木圈的大咖，基地规模大、产品质量高，今年前八个月就完成了2000多万元的销售额。但他最近表示，2023年给自己定的营收目标是今年的20%，所有业务能砍掉的都砍，尽量收缩规模。“因为狼真的来了，必须做好储备，活下去最重要。”
来自山东的C哥现在正琢磨着改种粮食，干了十多年苗圃的他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年种一茬玉米和一茬小麦，政府能给两次补贴，加上卖粮食的钱，一亩地收入近2000元。”他说，虽然没以前种苗木赚得多，但这是肯定能拿到手的钱，现在苗木卖不动，周边不少人已经这么做了。
据了解，2021年全国苗木种植面积减少了约300万亩，从2100万亩降至1800万亩。江浙鲁豫四省降幅均在30万亩以上，其中河南减少了71万亩，在四省中首个跌破200万亩。而今年1至7月，山东省又减少了70万亩。
苗木种植量减少，一是因为耕地“两非”整治，腾地种粮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苗木积压难销，从业者扛不住了，无奈退出。分析苗木为什么卖不动，需求减少肯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点不能不提。第一是缺乏优质的产品，第二是靠谱的信息太少。总是讲精品苗，对于什么是精品苗，行业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在此记者希望借助经济学的概念，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们平时讲的优质苗木，指的都是质量上乘的苗木，比如其规格更大、树形更美、移栽成活率更高等。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答案并不是这样的。
据经济学家薛兆丰介绍，优质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匀质。换言之，不是说苗圃能把苗木的品质做到多好，而是说苗木的品质要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同一批苗木当中，一棵苗的品质与另外一棵的品质差距越小越好。
举个其他行业的例子，大型国际快餐连锁店（肯德基、麦当劳等），它卖的食物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努力做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走进它的连锁店，吃到东西的品质、烹饪的口味，还有享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好的餐厅也是如此。今天去是这个味道，明天去是这个味道，两年以后去、5年以后去，甚至10年以后去，还是同样的味道。无论何时，顾客都能享受到毫无意外、恰如期望的味道，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匀质。
优质的第二层经济学含义是指，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应该跟它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翻译过来就是：产品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性价比越高越好。一分钱一分货，对用户而言是值得的，这才是优质的。
再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国某地一辆校车发生意外而造成人员伤亡，社会各界人士都说，应该提升校车的安全标准。记者的一个朋友也参与了校车安全标准的制定，但最终不了了之。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计成本制定校车的安全标准，最后校车的标准快要接近坦克的标准了。标准太高，就会逼着学校尤其是农村的学校放弃提供校车，家长只能选择安全性更低的交通工具接送孩子，比如自己骑自行车或雇佣黑车。最终的结果是，孩子享受到的安全保证反而更低了。
苗木也是一样。中国很大，经济发展速度有差距，全国各地各种工程对苗木的需求不一样，并非所有工程都需要大规格、容器化或是乔木类的产品。为了提高苗木品质而过度投入成本是不可取的。而且近两年大量上马的生态修复工程，要的就是小规格但价格低的乡土树种；另外，今年国家提出大力建设的口袋公园，用量最多的是地被类产品和特色鲜明的花灌木等。
网络平台、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各类书籍……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获取的信息是无穷多的。有不少人认为，信息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种产品、一类事物，或者一个行业。但即便假设所有信息都真实准确，不含欺骗性内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不是越多越好。
多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推行过一项强制披露（Mandated Disclosure）政策，就是命令厂家把产品的所有副作用清楚地列出来告诉消费者，让消费者自己来做决定用不用。
一开始这项政策很受欢迎。
首先，学者觉得它很适合解决当今社会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产品有不同的特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决定，不搞一刀切。
其次，消费者也欢迎，因为它符合自由经济的理念。自由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比如，晚上过了11点还不睡觉伤不伤身体？会伤，但有些人就喜欢熬夜，这些人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再比如，有些药刚刚研制出来，还没经过周全的测试，但有些病人比较喜欢冒险或者他们等不及了，要先行先试，也可以。这时，只要厂家把可能的副作用都告诉他们，他们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另外，政府官员也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它能减少立法和执法成本，只要发一个命令，让所有厂家把相关的信息披露出来，一张纸就可以了。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哪怕效果不是那么明显，至少是无害的。
纸上谈兵容易，但真的实施起来，强制披露令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第一，很多人对文字和数字不敏感。说明书里如果出现了大量专业术语，还有很多关于剂量的数字，人们就搞不清楚了。有人则被一些副作用吓得不敢使用某些产品，但其实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第二，信息负担过重。一个简单的产品，有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看不过来。
第三，决策厌恶症。如果一个人面临一个决策，他可能会花心思去考虑，两个决策他也可能会仔细想想，但如果面临50个决策、100个决策，他可能就懒得再去做任何决策了。简单地说，复杂性削弱了强制披露可能带来的好处。由此可见，虽然这项政策看起来受学者、消费者和监管官员欢迎，但在实践中很难达到目的。花木类产品也是一样，如果所有信息都要去了解，不仅工作量巨大，难以承受，而且很容易迷失方向，无法做出正确决策。
因此经济学家认为，要想解决上述问题，不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投入精力变成专家，而是应该通过分工、交易的办法，让那些专业的人来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服务。
文章来源：《中国花卉报》社
图片来源：夏溪花木市场
